陈志武：谦虚面对中国奇迹　历史上并非未出现过--财经-IT圈

陈志武：谦虚面对中国奇迹历史上并非未出现过 [::财经::]

　　郭宇宽

　　中国在市场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中国经济的各要素中间，一个别国少有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让世人瞠目的奇迹，颠覆了国际上通行的历史经验。你怎么看？

　　陈志武：我觉得这种观点是视野太狭隘造成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很强劲，但并不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上世纪30 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他们那时的GDP增速比我们现在的增速还要高。

　　但他们后来爆发出来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围绕GDP增长率而得出想当然的结论。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国家都犯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可以看到。

　　《第一财经日报》：不过很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

　　陈志武：如果我们把经济学作为解释经济现象的普遍规律的学问，我个人不认为经济学可以分出东方和西方，就像物理学不能分出个东方物理学、西方物理学一样。经济学为的是更好地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需要发展，但如果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唯独解释不了中国经济，那说明对经济学理论没有学透彻。

　　《第一财经日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强劲，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会出在中国，你同意吗？

　　陈志武：我不那么乐观，至少目前没有看出苗头。我们有一种误解，好像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哪里经济搞上去了，就颁给谁。要按这种标准，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颁给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论赚钱谁也比不上他们。可在美国要说经济学界，谁也不会把他们包括在内。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给予在经济学理论上有突破的人，他们提供的一个理论给予我们一个突破性的思维视角和分析方法，就好像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这些理论，我们一下子看世界就看得更加清晰了，这才是经济学家的贡献。

　　如果说中国这块正在变局中的土地，给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很丰富的研究样本，我同意。但几十年来我们经济学界给世界贡献出了多少有原创性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呢？诺贝尔奖没颁给中国经济学家并不是有什么偏见，我们要谦虚一些，更加努力。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个论据是，西方经济学家相对而言更加看重自由市场和竞争，中国在这些方面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标准，但经济却一样高速增长。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频频出现问题，这说明什么？

　　陈志武：中国对世界来说信息还很不透明，局外人判断很容易出偏差，而且经济学家的作用不在于预测明天中国股市能到多少点，那不是经济学家该干的事情。

　　至于对规律的判断，西方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说过，自由市场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如果用一个社会生产函数来刻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是一个多变量的方程，不仅有制度的变量，还有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之间也会互相影响，在数学中可以用交叉偏导来刻画，一个特别强的变量可以对一个特别弱的变量产生弥补作用。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在经济起飞的开始，就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劳动力供应，这个因素如此强劲，以至于在总的生产函数中可以弥补制度缺陷带来的损失。你看这不是用经济学基础知识就很好解释吗？

　　回到现实，中国在市场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并不说明市场不够完善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好像我们不能从阿炳的二胡拉得好，他又是个瞎子，就总结出把人眼睛搞瞎了有助于二胡拉得好。中国经济的各要素中间，一个别国少有的强劲要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不仅有大量年轻人，而且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特别吃苦耐劳，能够忍受的劳动时间之长和劳动条件之艰，都远超过其他国家。有一个上世纪末的统计，中国人愿意工作的时间不仅远远超过美国、印度，甚至远远超过日本。这个强劲的因素弥补了我们在市场体制发育不足方面的缺陷，拉动了经济增长。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体制的不足，就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书里说的，谁在阻碍中国人致富？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按照中国老百姓的勤劳付出程度，我们不该仅是现在这个样子，观察我们周围就会发现其中原因，很多人都在流汗，但也有不少人在做无效功，还有些人专门努力抵消别人做的功。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认为和苏联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渐进改革路径，更加成功，你怎么看？

　　陈志武：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且是涉及非常复杂的综合博弈与决策。中国和前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作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水到渠成地再搞体制改革。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而苏联就不行，他自己就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到外资，而那时苏联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 美元了，门槛相当高，靠吸收外资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条短时间内更加艰险的道路，大刀阔斧地从自身推进体制改革，这是他们的历史选择。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中国当前模式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陈志武：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生产，利润率也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作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就会暴露出问题。

　　陈志武

　　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1983年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1986年国防科技大学硕士，1986年赴美国留学，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