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股市诞生以来，制度错位、发展错位与监管错位的问题就一直如影随形，成为中国股市运行与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股权分置改革取得成功以后，微观层面的制度错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特别是在国资委发布了国有股减持办法以后，企业层面与市场层面的预期已经逐步明朗，市场的牛市基础有了更可靠的微观保证。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股市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宏观层面的制度变革出现了严重滞后并且产生了微观与宏观的剧烈摩擦。换句话说，在中国股市的运行基础已经质变并且出现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运行特点与发展趋势的情况下，政府与管理层还陶醉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和牛市的形成上，而没有根据已经改变了的市场形势进行市场监管理念与监管方式的重大调整，因而在市场运行与市场监管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断档与不协调，最后不得不以政府与市场的剧烈冲突而显现出来，造成了市场的剧烈震荡和投资者的巨大损失。
虽然说在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的一个长时期中，中国股市的制度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监管理念的错位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还成为困扰中国股市运行与发展的最突出问题与最主要矛盾，并且成为中国股市制度走偏的最基本动因与最主要根源。“5.30”以来所出现的重大政策摇摆就是这种监管理念错位的集中反映，而监管理念的严重错位对股市运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深重而且深远。
中国股市监管理念的严重错位是中国经济体制从传统行政方式向现代市场体制转换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它所体现的是行政权力对行政机制的过度眷恋与依依不舍。中国股市监管理念的严重错位不只是体现在个别方面与个别时期，而是贯穿于中国股市监管的各个方面与各个层面的重大制度扭曲。
股市监管的核心理念存在重大错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侵犯，让市场成为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监管的核心与主题，也是使股市成为有序市场与有效市场的前提与关键。
但在中国股市，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来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与有效的贯彻，即使是在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中也是如此。自从中国股市诞生以来，大股东就一直是制度走偏的最主要获益者而流通股股东却一直是制度走偏的最主要受害者，但股权分置改革却不是站在流通股股东与市场的角度来逼大股东让步，而是站在大股东的角度来逼流通股股东与市场就范，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中国石化在复牌后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增长只有1%，而大股东的权益增长却有100%就是股改蒙尘的最集中体现。
由于人民币升值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股市的市场预期，因而使得股权分置改革因意外搭上了人民币升值的顺风车而获得成功，从而使得管理层甚至整个政府更加相信政府的力量而不相信市场的力量，进而为“5.30”这一重大的决策失误埋下了重大隐患。
实践已经表明并且还在继续表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最主要与最核心之点是要尊重市场规律而不是逆市场而动，更不能把政府与管理者的意志强加给市场与市场运行，否则就只能给投资者的权益与利益造成伤害而不可能对投资者的权益与利益形成保护。
股市监管的发展理念存在重大错位。中国股市的这一轮牛市不仅是制度牛市，而且也是发展牛市。牛市的形成与向纵深发展为中国经济的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提供了重大的转型契机，使得在中国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把资源配置机制从以银行为主导向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转变有了现实的条件与可能的空间。
面对汹涌澎湃的资本浪潮，政府与管理层不能也没有必要感到惊恐甚至失措，而应该顺势而为和因势利导，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监管。没有酣畅淋漓的走势，就不会有波澜壮阔的发展，更不会有市场均衡的出现。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政府与管理层对市场的容忍与宽容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开始随着指数的演进而调整自己的发展思路与监管理念。今年以来股市运行的每一次重大波动，无一不与政府与管理层对股市的态度变化以及市场与投资者过度揣摩政策的变化直接有关。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股市的发展机制也与股价指数挂上了钩，无论是市场的制度建设还是机构投资者的培育都唯股价指数的马首是瞻：指数大跌，就恢复发展机构投资者；指数大涨，就限制发展机构投资者，结果是，市场上众多的散户投资者找不到资金出口，就只有自己直接投入股市，进而形成了“股市热”这一中国股市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象。政府有管理层为股市的运行设置指数波动禁区，是行政化思维在中国股市运行中的典型表现；政府与管理层用政策手段来频繁地干预股市甚至恫吓股市，是行政化机制在中国股市运行中的典型表现。就像一位外国政要所指出的那样，利用政策来打压股市就如同往高速运转的轴承里倒沙子，轴承的运转速度虽然会降下来，但机器本身也会受到重大损害。
股市监管的市场理念存在重大错位。股市监管的市场理念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要尊重投资者的财产权与选择权；二是要让市场按自身规律自我运行与自我调节；三是要让市场成为可预期的尽可能透明的市场。在这三个方面中，中国股市的市场监管都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是重大的缺陷。
对于股市运行来说，有效的市场必须是内生变量起主导作用的市场，必须是市场预期稳定明确的市场，必须是交易费用尽可能低的市场。市场的交易费用越低，资源的流动性就越强，逐利的动机与空间就越大，市场的运性就越顺畅也就越有效。在世界各国的股市都在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有的国家甚至酝酿取消与股票交易有关的税收，在中国经济亟需股市发展和壮大的大背景下，政府却异乎寻常地大幅提高了股票交易印花税，其政策取向实在是匪夷所思。
世界各国股市发展的经验已经一再向人们揭示，股市的监管者必须为市场运行提供一个健全的监管框架与公平的市场环境，并且要把监管的重点放在制度层面而不是指数层面，更不能随着股价指数的变动而随意进行监管理念与监管机制的调整。“5.30”以来股市政策随股价指数的变化而朝三暮四，中国证监会还在不断地审批上市公司及其再融资行为，表明中国股市的宏观层面还没有真正适应甚至还没有真正理解和领会市场化变革的发展趋势与重大意义，也表明要让行政权力真正退出市场运行不但任重而且道远。
市场创新与市场监管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化解这种矛盾的核心与关键不是让市场的创新停下来去服从甚至屈从于市场监管，而是让市场监管进行符合市场要求与发展趋势的制度创新，从而在良性循环的互动中实现市场更高阶段与更高水平的发展。中国股市发展的希望在于走出“政策市”的阴霾，而走出“政策市”的关键又在于走出市场监管围着市场指数转的重大误区。
中国股市的牛市进程还远没有结束，指数上升将是中国股市的长期趋势，政府与管理层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并且要提高对股市运行与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握能力，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而不是蹲在历史的洼地里来把握能够导致中国经济体制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脱胎换骨的这一轮制度牛市，从而让中国股市在制度阳光与发展阳光的交相辉映下加速成长，促进中国资本时代的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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